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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治理: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
徐勇;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进程中党领导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发源于村民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民自治上升为国家制度,导入到现代民主的轨道。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民主元素不断增多的过程。进入21世纪,村民自治被置于乡村有效治理的体系之内,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民主与治理并不是分离和对立的。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有效治理,最终都要体现为广大村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都要求作为政治主体的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在有效治理的指引下,村民自治日益深化,不断充实内容,探索多样化的形式。
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学理阐释
卢黎歌;武星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既是后扶贫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的历史必然,也是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学的理论必然,同时还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必然。推进二者有机衔接,需在衔接目标上明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协同互构的关系,避免"两相脱节"的误区;在衔接工作中明晰压力传递与动力激发的关系,避免"敷衍塞责"的误区;在衔接制度设计上明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避免"衔接不畅"的误区;在衔接效果上明晰增强群众获得感与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避免脱离群众的误区。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需以无缝对接原则、统筹推进原则和梯度升级原则为基本遵循。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制度维度
张春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蕴含着生态制度的内涵,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生态文明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生态制度的缺失,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反思中国微观具体生态制度的缺失,中国需要从政府的生态行政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产权制度建设、生态文明监管制度建设和生态文明参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理念、挑战与路径
王立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先导,从制度层面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差距较大反映出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挑战。同时,共享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更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共享。中国通过脱贫攻坚,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了弱势群体的获得感,通过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了低收入群体享有的福利,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做到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和培育之道
王永贵;戴惠;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认知与展现表达，具有鲜明的特质和价值标识，是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所在。文化主体性内涵丰富，表现为建构逻辑上党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内核上根脉与魂脉辩证统一，方法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辩证统一，以及文化表达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辩证统一。从价值取向看，巩固文化主体性能够为增强国家认同、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满足人民需要、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进的关键时刻，要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开放包容，不断提升新时代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佟德志;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从古代到现代，西方民主实现了由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转换，这也将个人的主体地位替换为代表，实质民主转换为程序民主，这一转换的核心特征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形成，实现了自由民主、有限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同时也因为单过程选民民主的缺点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新确立了人民在民主中的主体地位，以合作原则取代制衡原则，以一致标准取代竞争标准，形成了全覆盖的客体定位、全方位的机构定位和全链条的程序定位，兼顾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塑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党的组织力的内外向度与政治意蕴
刘红凛;任何政党的组织力都是建立在政党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之上的,与政党组织原则、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与政党功能相匹配,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任何政党的组织力都是内在指向与外在指向的统一。我国国情与党情、党的先进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执政地位等共同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从党员教育管理角度来理解党的组织力,也不能单纯从组织群众、领导基础治理角度来理解党的组织力,还不能把党的组织力仅仅局限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内管理上,更不能把党的组织力简单等同于行政"管理力"或企业"内控力",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性、组织性与纪律性,从政治高度来审视党的组织力,坚持"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辅相成、坚持党的组织力的内在指向与外在指向相统一。党的组织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既是部分与整体的统一、个人与组织的统一,也是对内与对外的统一,还是党的领导力、执政力与党内组织管理力的有机统一。其中,党的组织力的内在指向是外在指向的前提条件与力量源泉,外在指向是党的组织力的目标指向与价值归依。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徐勇;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思想
李青宜;20世纪中末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系统与完善等等。这使得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对现实社会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外部压力。为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应克服过去教条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变革传统的、过时的社会主义战略;努力做到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两个必然”的思想,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