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劳动及其知识要素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围绕认知资本主义及其替代性方案的论争构成当代西方左翼的重要议题。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认知资本主义以知识、信息与创造力驱动生产方式变革,以“死知识”支配“活知识”重塑劳资关系,以知识产权圈占“知识公地”。面对知识社会化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知识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开放获取的知识共享、数字化变革的网络协作、集体性政治实践加以回应。然而,这一方案将形式开放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数字技术理想化为解放力量,将抽象道德论点作为规范性价值,其实质仍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良主义方案。实现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真正超越,需要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变革知识生产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明确知识性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所有问题,凝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革命力量。
在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培育以科技为核心的国家竞争优势,同时也容易受到地缘经济风险的冲击。当前,中美科技战略竞争正成为重塑全球货币秩序的关键变量,在加速“去美元化”的同时,它使人民币国际化从传统贸易结算领域转向“科技人民币”新锚定,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产业升级、科技自立自强更紧密地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结构性、长期性的进程。中美科技竞争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从“物质扩张”阶段转向“大国博弈”阶段的步伐,但是“去美元化”不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应该是:一是近期内尽可能延缓美国将中国剥离出国际分工体系的进程,二是远期内要做好货币独立的准备。具体来说: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和支撑;二是增强人民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三是破坏美国的“去中国化”努力为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时间窗口;四是以制度型开放加快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平台:构建金砖国家支付系统;六是拓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范围以增强金融韧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频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接续崛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高举自由民粹主义的意大利力量党、地方自治色彩浓郁的北方联盟,到煽动民族民粹主义的联盟党及保守排外的意大利兄弟党,皆擅于利用媒介传播右翼民粹叙事、汲取反建制资源,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左翼阵营碎片化与选举规则变化也为其崛起提供了结构性契机。经过多年的联合执政与参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力塑造并巩固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在意大利不仅是政治修辞和竞选动员策略,更是具有深刻制度后果的治理方式。这既是解码意大利多年来内政外交整体保守化的密钥,也是透视其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滞缓的关键维度。
MEGA2第Ⅰ部分第5卷编者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三点新判断,分别围绕该卷曲折的形成过程、费尔巴哈的理论地位,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概念差异展开。这三点判断揭示了重新评估第二卷中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立场的必要性,也为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文本依据。具体而言,这些新判断提示我们: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很可能已形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认知;其二,费尔巴哈哲学对19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仍存在可讨论的空间;其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被共产主义概念所取代,这一变迁,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革命形势的凸显。
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德国左翼政党的选情喜忧参半。拥有162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党遭遇历史性失败,曾参与“红绿灯”政府的绿党遭受“可观的败绩”,由于分裂导致力量受损的左翼党成功实现逆袭,而新近成立的瓦盟表现亮眼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纲领建设失当、派系斗争加剧、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的崛起都制约着德国左翼政党的发展。大选后,德国左翼政党开始进行新一轮反思与调整。但是,在极右翼势力强势抬头的背景下,能否重塑左翼政治理念、强化党内团结、有效应对重大社会经济议题,将决定德国左翼政党的未来走向。
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划时代的理论创造,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列宁帝国主义论以“生产集中”为起始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通过对五大基本特征的全面考察,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趋势。从分析方法看,列宁坚持唯物辩证法,实现了数据分析与科学定性、现象考察与本质揭示、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通俗论述与严谨论证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科学性。列宁帝国主义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列宁路径”,为甄别当代各式新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参照,为洞察百年变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复杂且动态发展的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经典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直接的资源掠夺、殖民统治与市场瓜分。二战后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掠夺方式更为隐晦,更多借助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用金融操控和技术垄断等间接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间接控制和剥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呈现出经典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与倾向,这一现象可被视为经典帝国主义的“回光”。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全球发展趋势,公然侵犯他国主权甚至发动局部战争,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多维度严重冲击。经典帝国主义的“回光”不仅不能挽救美式霸权的衰落趋势,反而会加速这一进程。在此背景下,国际秩序重构势在必行。
当代美元帝国主义的核心形态与运行机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资本配对,国际化生产资本与全球金融资本相互嵌套、共同塑造全球分工,美元贯穿生产链全环节;二是流动性等级,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美联储通过互换额度、制裁等工具,构建“中心—边缘”货币权力差;三是金融化2.0版,2008年以来影子银行崛起、央行资产负债表成为金融支柱,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指数规训全球企业;四是从属金融化,边缘经济体被迫积累美元储备、承受高利率“流动性贡赋”,形成依附性金融结构;五是帝国机器,美元霸权依托知识产权、支付清算、军事力量,形成强制工具体系以维系其统治。当前处于权力过渡期,新兴大国具备生产与军事实力,却缺乏货币话语权,霸权国掌控货币主导权但实体产业式微。这一结构性僵局易导致对抗升级甚至发生战争,并可能演变为三种结局——权力过渡、可控碎片化、对抗式转型。
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从经济基础维度看,垄断资本在金融化、数字化条件下已演化为技术化、隐蔽化甚至复合化的全球霸权体系;从国际体系维度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性与国际体系的周期性震荡之间存在显著张力;从历史趋势维度看,帝国主义正处于和平与战争交织、合作与对抗并行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博弈的关键期。帝国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但它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扩张逻辑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为剧烈,正是这种发展的急剧不平衡性给世界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并推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因此,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批判力和建构力,同时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回应时代之问。
“中国技术窃取论”本质上是技术霸权国维护垄断秩序、阻遏中国科技崛起的意识形态工具。在现象层面,该论调呈现出从贸易指控向系统性技术遏制演化的政策升级逻辑,其证据基础与叙事体系存在着根本缺陷与逻辑谬误;在结构层面,技术垄断的资本逻辑、“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等级结构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共同构成其服务于垄断秩序再生产的深层机制;在规律层面,后发赶超理论揭示的技术学习与吸收能力积累机制,以及中国依托制度优势实现自主创新的内生轨迹,从根本上证伪了“窃取”叙事,并提供了替代性分析框架。破解技术霸权,必须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总体性的实践进路,即以高水平的生产力跃升解构霸权叙事的物质基础,以自立的主体性建构突破世界体系的依附结构,以自强的辩证统合重塑开放包容的科技治理新范式,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深刻回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何以可能”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