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1921年至他逝世时间段的思想是列宁晚年思想。这一界定的依据是,列宁在这一时期创新性地提出了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人民斗争发展、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思想和新经济政策等思想。这些思想均为他以前未曾提出的内容,标志着其思想进入“晚年思想”的新阶段。列宁晚年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将建成社会主义俄国等,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六个必须坚持”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运用,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融价值取向、精神特质、原则要求、理论品格、思想方法和境界格局于一体的深厚理论根基和科学指引。“六个必须坚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具体展开,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夯实了新时代党建实践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文化根基;推动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夯实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思想以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为逻辑起点,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面领导三个层面,把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推进到长期执政的新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时代要求、根本地位、最高原则和历史使命四个方面,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的认识;从政治建设、党性党风党纪和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深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创新理论、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三个方面,深化了关于党的全面领导规律的认识。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地位、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面领导贯通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识性和原理性的理论成果,从政党理论维度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共和党“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深刻塑造着美国内外政策走向。“让美国再次伟大”派已形成社会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及对外克制主义等政治理念,在政治精英和普通选民层面呈现差异化群体结构。在对华认知上,“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精英可分为价值观优先派、利益优先派、价值观克制派及利益克制派四类。优先派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主张优先对华实施遏制;克制派将中国视为可展开交易的一般竞争者;价值观导向群体更多聚焦台湾问题和发展道路议题;利益导向群体则更关注经贸和科技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总体上由利益克制派主导,这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但政策前景仍受制于特朗普个人偏好、“让美国再次伟大”派选民压力及中美关系内在结构性约束等多重因素影响。
数字时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强势崛起。他们依托社交媒体形成去中心化的横向联结模式,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不仅消解了单一西方价值共识,深刻改变了全球意识形态格局,还重塑了全球经济秩序。该群体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诉求,聚焦气候正义、数字人权等新兴全球议题,不断争取议程设置权,打破了由传统国家与国际组织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与此同时,由青年群体催生的政治极化、懒汉行动主义等现象,也让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党政治遭遇新的代表性危机,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短板。Z世代究竟如何重塑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与运行规则?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能否适配青年群体的参与诉求?这一新态势下不同制度模式的发展前景如何?为剖析这些时代议题,本刊特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李路曲教授,围绕Z世代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多重影响展开深入解读。
标识性概念是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是理论体系的思想结晶。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贯通、系统与要素的协同中,形成了一系列极具理论穿透力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以次第展开、紧密衔接的方式内嵌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相统合的逻辑框架中,形成了层级分明、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谱系。习近平党建思想标识性概念谱系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标注了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新高度,淬炼了党的建设话语叙事的新标识,塑造了破解政党建设难题的新典范,在指导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中彰显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厘清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演变逻辑与本质,对理解其执政理念和当代西方左翼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工党意识形态先后历经“社会自由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工党与自由党共享“社会自由主义”共识,主张在自由主义框架内通过有限的国家干预实现再分配。此后,工党先后通过1918年党章确立公有制目标,吸收凯恩斯主义与贝弗里奇福利国家理念,形成了以国有化、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核心的“自由社会主义”。但这一体系内部本身蕴含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张力,最终在布莱尔时期演变为社会主义原则弱化、新自由主义逻辑强化的“社会新自由主义”,近年来的“斯塔默主义”和“曼彻斯特主义”也并未突破这一框架。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持续进行调适。这种调适既赋予了工党策略弹性,也催生了路径依赖,削弱了其理论创新与自我革新能力,这是工党当代困境的思想根源,也折射出二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总体危机。
日本学者斋藤幸平试图将马克思塑造为“去增长主义者”,其逻辑存在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具体而言,他人为割裂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生态理论联系,主观臆断恩格斯在相关理论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形成“压制”;假借卢卡奇理论的名义,自创“方法论二元论”,刻意曲解“资本的生产力”的原意;刻意放大马克思后期的理论变化,营造马克思舍弃“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去增长共产主义”的学术假象。斋藤幸平的理论建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思想连贯性,其研究结论必然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
<正>近日,“学术期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优秀专栏支持计划入选名单”正式公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栏成功入选。衷心感谢广大学界同仁一直以来对本刊的关心与支持!
福斯特认为其环境无产阶级理论是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无产阶级生存环境思想的“回归”与“发展”,但二者之间真实的关联仍需厘清。恩格斯开创性地将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揭示了无产阶级生存环境恶化的真相,以及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生存环境剥夺中的主体地位。福斯特提出,由环境权益普遍受损群体构成的环境无产阶级已成为当代生存环境斗争的新主体,主张在恩格斯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生存环境分析框架。福斯特延续了恩格斯以阶级视角分析生存环境问题的思路,但在无产阶级界定标准、阶级斗争内涵理解和生态变革路径选择等核心问题上,偏离了恩格斯奠定的科学原则。福斯特的探索对我们把握全球生态变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仍具有积极启示。